2022年7月30日，暨南大学MPA教育中心成功举办第五期公共管理高端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暨南大学MPA教育中心执行副主任李丹阳副教授主持，邀请了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系主任、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张长东教授主讲，题目为“地方政府的官僚化与市场化：地方政府与经济发展的新视角”。

       张教授以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为例，介绍了如何从感性的经验上升到理性的研究问题。张教授指出，制度与治理绩效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经典的话题，已有研究主要从新制度主义理论、现代化理论和公民文化理论的角度进行解释。帕特南发现，意大利曾是单一制国家，南北地区却存在治理绩效差异；一些经济发展水平、公民德性相似的地方，治理绩效差别却很大。对于这种现象，已有理论的解释力不足，由此提出研究问题：为什么在同一政治制度下不同地区的治理绩效存在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的变革能改善治理绩效吗？为此，帕特南采用比较个案研究法分析意大利南北地区的治理绩效差异及其成因，用过程追踪法分析意大利治理绩效变化的历史脉络，发现社会资本是决定经济发展、制度绩效的隐藏因素，在解释因果关系时提出存在路径依赖现象。张老师也提出指出，帕特南的研究也受到了很多批评，尤其是社会资本和经济发展以及制度绩效三者的内生性问题，强调社会科学分析要注重互为因果关系而非单向因果关系。

张教授从帕特南问题和研究思路中得到启发，回到中国情境进行理论对话，探讨国家治理的制度效能问题。第一，中国作为一个单一制国家，为什么地区间的治理绩效差异很大？把一个国家分成不同地区来研究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新潮流，其优点在于政治体制相同、文化相似，可比性强。第二，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为什么同一地区治理绩效提升很大？这种变化具体体现在经济体制、官僚体制、营商环境等方面。在此基础上，张教授回顾了关于中国发展的主流政治经济理论，包括地方政府公司化及其变体、市场维护型联邦制、非正式制度、相互演化理论等，进而，在国家与社会相互形塑的理论基础之上，采用比较个案研究法和过程追踪法，探讨市场化和官僚化如何相互影响。张教授主要的论点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展和经济发展，中国也经历了国家转型——官僚体制的重建；地方层面官僚体制的重建是和市场的形成同步进行、相互形塑的。紧接着，张教授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一是历史分析。财政联邦制和官僚化进程如何相互影响？封建王朝地方政府的官吏薪俸低微，且不能因事设费，财政收不抵支，官员们便在施政过程中贪污行贿、额外苛索，导致国民两困，这种“不完全财政”会影响官僚体制。1978年以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农业县逐渐转变为轻工业县，资产流动性从低到高，地方政府的发展策略是搞乡镇企业，发展“诸侯经济”，形成贸易壁垒，企业家没有太多讨价还价的余地，当时的官僚制具有封建制或家产制的特征；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资产流动性大大提升，地方政府的发展策略是改善营商环境、招商引资，企业家讨价还价的能力增强，官僚制的现代化特征更加明显；1990年至今，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存在差异。一方面轻工业不断推进，另一方面政府高度依赖房地产行业，出现贪污腐败等问题，但整体上由于财政收入增加，公务员待遇和公共服务质量得到提升。基于此，张教授对相互演进理论做了修正，增加了财政维度。总的来说，财政分权不仅带来了市场和工业化，也带来了官僚体制的恶化，但分税制改革后掀起民营化浪潮，资产流动性提升，地方政府开始改进官僚体制。

二是机制分析。第一种机制是，在资产流动性不同的地方，地方党政领导人的激励方式和策略选择、私民营企业家讨价还价的能力不同。资产流动性低的地方，企业家更多是找“保护伞”来规避税收；资产流动性高的地方，出现了例如人大代表评议制对官僚体制进行改善。这种区域间的比较得到了定量研究的验证。第二种机制是，地方领导人和企业家之间形成联盟，如果地方官员有很强的动力来改善营商环境，且民营企业家又有一定意愿挑战，那这个地方的治理绩效会更高；如果两者缺一，治理绩效较差；如果两者都不行，治理绩效会变得很差。

在互动环节中，张教授对与会师生提出的“如何比较浙江和广东两个省份的治理差异？”“如何更好地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如何看待有的某些地方政府采取加强督办、严肃追责、层层加码等措施达到提高治理绩效的效果？”“我国财税体制为什么会在集权和分权之间摇摆？”“怎么看待在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下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对外包服务依赖的趋势？”“在运用过程追踪时，有什么方法可以确定各段时期的断裂点？”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耐心解答，还分享了研究过程中的一些体会和细节，。这对于MPA学生认识学术研究，完成学位论文大有裨益，尤其是学会如何问问题、如何与理论对话、如何将理论和实地研究相结合。